曾侯乙墓出土的蜻蜓眼
我们的古蜀文明·让文物说话3
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
中国的玻璃制品，起步比欧洲要晚几百年。中国古代有一种特别的宝物，被称为琉璃。在几千年的时光中，人们都认为玻璃和琉璃是两种不同的东西。一直到近现代，通过化学实验，才为玻璃正名，其实两者就是同一种物件。
不少人认为，中国玻璃的起源跟炼丹、炼药有关。《本草纲目》中，李时珍曾经提到过，“玻璃，本作颇黎。”颇黎，国名也。其莹如水，其坚如玉，故名水玉，与水精同名。它的药用价值，主要是治疗惊悸、心热，能安心明目，去赤眼、熨热肿。
在李时珍之前，唐代诗仙李白也将玻璃当做异常珍贵的事物。李白有两个儿子，老大叫李伯禽，小名明月奴；老二叫李天然，小名颇黎。他为小儿子取名颇黎，显然是希望儿子像天然的稀世宝物颇黎那样卓尔不凡，为人所重。
实际上，中国最早的玻璃出自西周时期，而且有一套独特的制作方法，与西欧和印度所出产的玻璃，在成分上有所区别。
南越王墓出土的铜框琉璃牌饰，其中含铅33%，含钡12%
商代就已经有了玻璃雏形
中国最早的玻璃，应该是釉滴。
中国古代青铜冶炼和炼丹技术起源于商周时期，原始瓷也出现于这个时期。
原始瓷在烧成时因温度过高而流下来形成的透明釉滴，晶莹光亮，属玻璃态物质。在当时稀少而名贵，用于做贵族首饰上的镶嵌物。
1965年，河南郑州商代墓中，出土了一只青釉印纹尊。考古学家们考证：除口部和肩部施有薄釉外，上面并有深绿色厚而透明的玻璃5块。
到了西周，人们开始掌握玻璃制造技术，能够生产出珠子形状的玻璃。
从西部的陕西宝鸡市到东部的山东曲阜，长10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的地下，发掘出了大批的西周墓葬。其中一部分墓葬中，考古人员发现了大批玻璃随葬品，其中包括用于装饰的带孔玻璃珠。
在宝鸡附近的一座贵族墓葬中，出土了部分玻璃片。考古家们认为，是用于贵重器物上的镶嵌材料。
西周时期的玻璃珠，已经开始有了各种造型。除圆形外，还有管珠。色彩也比较而丰富，白色、浅绿色和粉紫色等。
在装饰上，还有点饰玻璃管，并且这种点饰法直至战国时期的玻璃珠上仍然保留着。这是中国古代玻璃珠独有的一种特殊装饰法，在其他西方国家的玻璃珠上，几乎不可见。
蒲江出土的蜻蜓眼
名称来源于西施的眼泪
中国古代称玻璃为琉琳、流离、琉璃。古代民间相传，琉璃的发现与西施有关。
据传，公元前493年，范蠡督造王者之剑时，发现一种晶莹的物质。他认为这种物质是天地阴阳造化所能达成的极致，将其随剑一起敬献给越王。
越王感念范蠡铸剑之功，原物赐还，还将这种神奇的物质命名为蠡。
此后，范蠡遍访能工巧匠，将蠡打造成一件精美的首饰，作为定情之物送给了西施。
同年，战事起，越大败。西施被迫前往吴国和亲，离别时将蠡送还范蠡。传说中，西施的眼泪滴在蠡上，天地日月为之所动，至今还可以看见西施眼泪在其中流动，后人称之为流蠡。今天的琉璃，就是这个名字的谐音，并由此演变而来。
从商周时期开始出现，到春秋战国时期，玻璃制品在中国的贵族之间开始流行。目前发掘的战国时期墓葬中，其随葬玻璃器几乎均有玻璃珠。这与春秋战国之交，中国玻璃制造技术有很大提高，为玻璃的流行提供物质技术条件有关。
玻璃璧在春秋战国的古墓中出土的数量还是较多的，这个时期流行的玻璃器为蜻蜓眼。
蜻蜓眼是古代一种饰物的俗称，为玻璃制成。公元前10世纪，地中海沿岸出现了在玻璃珠母体上镶同心圆，制造出类似蜻蜓复眼效果的镶嵌玻璃珠，这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蜻蜓眼。
西亚的游牧民族相信，佩戴这种蜻蜓眼饰品，可以避邪。
2016年，四川蒲江县附近发现60座战国时期的墓地。在墓地中，发现了两枚蜻蜓眼玻璃珠以及数根配套的玻璃管。这些蜻蜓眼有可能是来自埃及的进口货，但因配有西周时期就开始流行的玻璃管，更有可能是本土的高级定制。
今年在成都博物馆展出的阿富汗文物中，有一颗蜻蜓眼玻璃。经成分验证，证明是中国出产的玻璃。
南越王墓出土的琉璃璧
玻璃珠与和氏璧相提并论
1978年，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了173颗蜻蜓眼，震惊了整个考古界。
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“随珠和璧”，泛指珍宝中的珍宝。将随侯珠与和氏璧并称，可见这个随侯珠有多么的珍贵。
清代钱泳的《履园丛话·收藏·总论》中曾提到：“看书画亦有三等，至臻之妙为上等，妙而不真为中等，真而不妙为下等。上等为随珠和璧。”形容上等书画的珍贵。
为什么这些蜻蜓眼要与随侯珠联系在一起？
原来，在曾侯乙墓挖掘前，关于随珠，只是有所听闻。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中说：“譬如随侯之珠，和氏之璧，得之者富，失之者贫。”
高诱注：“随侯，汉东之国，姬姓诸侯也。随侯见大蛇伤断，以药傅之，后蛇于江中衔大珠以报之。因曰随侯之珠，盖明月珠也。”
干宝的《搜神记》中也曾提到：“随县蟟水侧，有断蛇丘。随侯出行，见大蛇，被伤中断，疑其灵异，使人以药封之，蛇乃能走。因号其处‘断蛇丘’。岁余，蛇衔明珠以报之。珠盈径寸，纯白，而夜有光明，如月之照，可以烛室。故谓之随侯珠，亦曰灵蛇珠，又曰明月珠。”
一直到曾侯乙墓挖掘后，人们才知道，所谓明月珠，其实就是蜻蜓眼玻璃珠，因为曾侯乙就是春秋时期的姬姓随侯。
在他墓里出土的珠子，理应就是随侯珠。根据东汉王允的描述，随侯颇为喜爱制作玻璃珠：“随侯以药作珠，精耀如真；道士之教至，知巧之意加也。”
1330年左右的威尼斯玻璃杯
赵飞燕的窗扉上镶有玻璃
战国时，工匠不仅大量生产蜻蜓眼玻璃珠，而且以玻璃制成仿玉品。
1975年，湖南长沙市杨家山出土的一件战国玻璃璧，就是当时仿玉品的代表。
这件米黄色的玻璃璧，其形制、纹饰与周时期的玉璧相同，采用模铸法成形，制作规整，色泽温润，显示了战国时期中国玻璃制造业的高水平成就。
由于战国时玻璃不透明或者半透明，所以看起来特别像是玉器。现存的玻璃璧，全部是不透明或半透明的，外表酷似玉璧，如绿色玻璃璧像碧玉，乳白色玻璃璧像羊脂玉。
这些玻璃璧，在考古发掘中，如果不仔细辨认，会误以为是玉璧。
到了汉代，工匠们已经能够制造出大尺寸的平板玻璃，因此在全国有很大的流传和扩展。
从南方的广东和广西, 西南的四川和贵州, 西北传至青海和甘肃, 东北至辽宁都有发现。而且玻璃的种类也更多，更具实用性。
据说，赵飞燕居住在昭阳殿的时候，“窗扉多是绿琉璃，亦皆照达，毛发不得藏焉。”
在汉武帝的起祠神屋，门窗也全部“琉璃为之，光照洞彻”。
可见，所谓窗明几净的居室，并非现代始有。陕西兴平汉武帝的茂陵附近还出土了一件玻璃璧，直径234毫米，孔径48毫米，厚18毫米，净重1.9公斤。
至于《世说新语》中所记的琉琉屏、琉璃器、琉璃碗以及《晋书崔洪传》中所说的琉璃钟，也已在安徽屯溪的西周墓以及湖南韶山春秋战国墓中出土。
17世纪时的威尼斯玻璃制品
中国玻璃为本土原产物
古代世界中一共有3种不同的玻璃制造体系：西方人主要加入含钠钙的材料，他们生产的玻璃被称为钠钙玻璃。中国则加铅钡，印度和东南亚加含钾的草木灰。
中国人加入铅钡作为玻璃的助溶剂，会使玻璃不透明或半透明，看起来像玉。不过，到战国晚期，玻璃渐渐只加入铅，基本上不含钡，故而以此法制成的玻璃又被称为高铅玻璃。
中国的玻璃制造开始发展的时候，正好是西方体系下玻璃制造的一个繁荣期。因此，不少人认为中国古代的玻璃，都是一些舶来品，但铅钡玻璃却让中国玻璃是原产物的说法渐渐抬头。
早在1920年代，加拿大的考古学助教怀特在河南的一个古董摊上，对一些宝珠和镶有宝珠的古玩感兴趣，于是买下了这批文物。
经了解，这些文物的出处是在洛阳市东北方20多公里的周朝故址金村，其中的宝珠出自战国墓葬。
怀特将宝珠寄到英国，托赛利格曼和贝克二人代为分析鉴定。结果是：这些珠子都是用玻璃制成的，其式样和西方古代玻璃珠相似，但成分上却大相径庭，因为这些珠子并不像古代西方的玻璃一样含有钙钠，而是含有铅钡。
这与此前人们所坚持的中国玻璃都是进口货的说法相违背。赛利格曼和贝克又用了汉代以前和唐代以后的玻璃，同时作了分析对比，其结果是：在汉代以前的54例中，含铅的有52例（占总数的96.3%），含钡的有39例（72.2%）；在唐代以后15例中，含钡５%以下的有7例（占总数46.7%），不含钡的有8例（占总数的53.3%）。
在唐代以后的器皿中，赛利格曼和贝克找到了西方玻璃中的钠钙成分。他们又倒推去找西方玻璃中的铅钡成分，但检验结果却并未如他们所愿。
这证明了中国古代的玻璃的确是自行制造的，而且与西方所制作的玻璃没有交叉。
1世纪时的外国浮雕玻璃
唐代以后种类逐渐丰富
实际上，从汉代晚期开始，中国的玻璃制造术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，甚至一度中断，一直到唐代才有一定程度的复兴。
《魏书·西域传·大月氏》中记载：“其国人商贩京师，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。于是采矿山中，于京师铸之。既成，光泽乃美于西来者……自此，中国琉璃遂贱。”
隋代统一全国，内监何稠借助烧绿瓷的方法烧造玻璃，获得成功。唐代玻璃器零星出土，陕西临潼出土了玻璃果、玻璃瓶等器物，其器型都是中国传统式样，采用吹制方法制成。
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了20件玻璃器皿，其中11件琉璃器皿的纹饰，有典型的伊斯兰风格。但是有2件是茶盏和茶托，是中亚、西亚都没有。经成分测定，琉璃的原料来自域外，但很明显是在大唐境内制作完成的，属于“高级定制”。
到北宋时期，玻璃工艺水平又有了很大进步。河北定县的一座北宋坟墓中出土的33件舍利玻璃瓶，器壁如薄纸、如晶明；安徽天长出土的磨光玻璃，以及河南密县出土的上百只鸡卵状玻璃瓶，都是北宋玻璃制造技术进步和吹制玻璃水平发达的明证。
而且，在宋代时期，玻璃的叫法很有意思，有水玉、水经、硝玉、药玉等。
元代玻璃生产在宋、金玻璃业的基础上有所发展，并设立了烧造仿玉玻璃器的廷署玉局。
从唐代到元代，中国生产的玻璃除古代的铅钡玻璃外，还有高钾低镁玻璃，开始与世界制造玻璃的潮流靠拢。
